人類學工作：從狩獵採集到八小時工時的演變
人類的「工作」始於生存本能，也逐步被制度與技術塑形。本文將依時間脈絡，從 火與獵人 的狩獵採集社會談起，說明火與烹飪如何改變能量獲取與日常工時，並指出「產道困境」在直立人時期如何推動了性別分工與合作模式的出現。接著進入 農業革命，定居與土地依賴帶來生產力提升與人口成長，勞動分配、財產觀念與社會階序也在此階段快速明朗。
隨後，我們會看見 封建與莊園 如何把勞動納入制度化框架：領主直營地、農民份地與共同資源相互牽動，勞役、保護與司法構成日常工作的規則。最後抵達 工業與現代，圈地運動與工廠體制重組了時間與空間，從泰勒制到世界各地的工時法制化，逐步凝結為今日熟悉的八小時工作日。
透過這四個階段的對照，我們得以理解「工作」並非靜態名詞，而是一條橫跨技術、制度與文化的長程演化。
火與獵人：早期勞動的起點
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工作型態以狩獵與採集為主。這種勞動模式不像現代社會般被嚴格規範，而是依賴自然環境、動植物資源與社群合作而運作。正是在這個階段，最早的工時分配、性別分工與火的使用逐步奠定了人類勞動的基礎。
狩獵與採集的工時分配
在 狩獵採集社會，勞動隨季節與資源起伏而調整，與現代固定長工時不同。關鍵轉折在於火：火光把白天延伸到夜裡，晚間不再只是休息，還多了修整工具、處理食材與交換訊息的時段。
營火讓夜晚成為可協作的「第二工作場景」（參見 營火夜間交談）。圍火而坐，人們講故事、交換路徑與資源訊息、演練動作並敲定隔日分工；在低強度的互動中，群體更容易對齊節奏。
同時，烹飪 提高能量吸收、縮短取食時間，釋放出更多可支配空檔。人們 完全有可能在火邊試敲石料、觀察斷口、修磨刃緣——看似打發時間，卻推進了技術。簡單概括：火 ➜ 多出空檔 ➜ 火邊敲石 ➜ 石器改良。
性別分工的起源
烹飪革命不僅節省進食時間，更加速營養吸收；此一轉變被用來解釋人類如何獲取支持更大 腦容量 所需的能量。
然而，腦容量的持續增大同時也引發了 產道困境。嬰兒頭顱變大使分娩更為艱難，母體在生產時承受較高風險。
在這種情境下，女性逐漸專注於懷孕、生育與育兒，並維持植物採集等相對穩定的工作；男性則更多投入於長途狩獵與群體防衛。因此，性別分工的起源，既與火帶來的營養變革有關，也與腦容量增大所引發的生理挑戰密切相連。
火與烹飪革命：從進食到社交
火堆不只是烹飪設備，更是社群的「公共舞台」。人們在 營火夜間交談 的火光圈內講述與模仿，示範 製工具的手法、演練狩獵動作、分享路徑與資源訊息；長者評註、孩童跟做，知識得以跨世代穩定傳遞。同時，火邊的 故事敘事 讓規範被說明與修補，衝突有了協調的場所，信任在反覆的相聚中被鞏固。於是，「工作」首次和「敘事、教學、規範」緊密連接，形成早期人類的社會黏著力。
農業革命：土地與勞動的再分配
約在公元前一萬年前後，人類社會迎來農業革命，這是工作型態從「移動式採集」轉向「定居式耕作」的重大轉折。農業讓糧食來源穩定，也帶來人口成長與社會組織的複雜化。然而，勞動的形式與分工在這個階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土地逐漸成為最重要的資源，並為階級、財產與制度奠定了基礎。
植物栽培與女性的勞動角色
早期農業多以 鋤耕／鍬作 為主。女性在農業革命初期常是主要的植物耕作者，負責播種、除草與翻土；這與她們在採集社會累積的植物辨識與季節知識相連，使其在作物選擇與田間管理上占有優勢。
就動機而言，最初的「女性帶頭種植」完全有可能與生存壓力相關，用以降低 資源競爭 的風險。考古學已在農業興起之前就發現明確的人際暴力證據，例如尼羅河流域 Jebel Sahaba 與東非 Nataruk，顯示在狩獵採集群體之間，衝突與競逐早已存在。就此脈絡來看，嘗試在定居點周邊穩定取得植物性食物，很可能是一種降低衝突成本的策略。
因此，在農業革命初期，女性不僅是田間的主要勞動力，也是農作知識與技術傳承的重要節點，支撐了定居社會糧食來源的穩定。隨時間推移，部分地區開始出現更大尺度的土地經營與新的耕作體系，鋤耕的主導地位逐步鬆動，為下一階段的轉變埋下伏筆。
犁耕與男性的勞動分工
約在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間，簡單的 犁（ard） 搭配動物牽引在多地出現，歐洲考古亦紀錄了距今約 4300–4000 年前的 耕犁痕跡。相較鋤耕，犁能連續翻動大片土壤、處理較硬或更厚的表土層，並促進田區整併與穀物栽培的規模化（見 Plough 條目）。
在這種更大面積、節奏更緊密的耕作環境下，核心工序對體能與牽引控制的要求提高，男性逐步成為主要執行者。跨文化比較也顯示，依賴犁耕的社會更傾向由男性主導田間工作，可參見開放版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此後，農作與 土地占有、課稅、徵役 的連動更為緊密，並與早期城邦與國家形成（如 烏魯克時期）的制度化進程相互強化。
犁耕帶來的產能提升，提高了人口承載上限；從長時段看，農業興起與 人口增長加速 相伴而行，進一步推動土地制度與勞動關係的重組。
馬爾薩斯陷阱與人口壓力
農業革命帶來更穩定的糧食來源，但也觸發了典型的 馬爾薩斯動態：食物增加會推升人口，最終把人均資源再度推回承載邊緣。概念脈絡可見 Breaking out of the Malthusian trap 的長文解釋。
從長時段資料來看，總人口自距今約 1.2 萬年 前持續上升，但在工業化以前多半緩慢且反覆受限。可直接查看 過去 1.2 萬年的世界人口圖表 與其互動數據 Population, 10000 BCE–2023（資料來源包含 HYDE 長期歷史估計）。
在「人口擴張—資源緊張」的壓力下，社會往往以更嚴密的地權分配、租稅與徵役機制來穩定生產，勞動與身份也更容易被鎖定於地方與階層。這種制度化收斂，可與中世紀歐洲的 莊園制度（Manorialism） 對照，為後續篇章鋪墊。
封建與莊園：制度化的勞動模式
隨著西羅馬帝國滅亡與歐洲長期戰亂，農業與勞動逐漸被納入制度化的框架，形成中世紀的封建與莊園制度。土地在這一時期不僅是經濟資源，更是軍事防禦與社會秩序的核心。莊園內的領主、農奴與農民彼此緊密依存，透過不同形式的勞動與義務，維繫了整個社會的運作。
領主直營地與農奴勞役
領主直營地（Demesne） 是莊園制度的生產中樞，由領主直接控制與分配產出。除了承包給家僕或佃戶的一小部分，多數關鍵地塊與設施（如磨坊、酒坊、烤爐）都隸屬直營地，收益直接歸領主所有。直營地周邊的公共設施亦常收取使用費或抽成，進一步強化對地方經濟的控制。
農奴與村民需定期赴直營地履行勞役稅（常見為每週固定天數），形式接近 徭役（corvée）：耕作、收割、運輸、維修設施等皆在其列。作為交換，領主提供 軍事防衛、司法裁決與宗教庇護 的整套庇護義務；這種以土地換取保護與審判的安排，是 莊園制度（Manorialism） 與 封建關係（Feudalism） 的核心邏輯。
制度化的勞役把生產與權力緊密綁定：領主以法律與軍事權威確保勞動可被動員，農奴的義務則被記載於地租清單與莊園帳冊，成為社會運作的基礎資料。透過這些常規化的勞動與徵收，莊園在戰爭頻仍、貨幣流通有限的時代，仍能維持穩定的產出與治理秩序。
農民份地與三圃制農法
在直營地之外，農戶通常持有分散、狹長的份地（strips），隸屬於 開放田地制度 的大田區塊中，由村社統一排程耕作與休耕。這些份地組合起來，構成家戶的口糧與地租來源，也讓社群能以共同規則分擔風險與勞務。
中世紀常見的 三圃制，將耕地分成三大區：
- 秋地：種 冬小麥／大麥
- 春地：種 燕麥／豆類
- 休耕地：輪流恢復地力，或在季節內作為牧放區
這套輪作能提升氮素循環與土壤肥力，兼顧連續產出與地力維護。因各家份地分散在不同圃位，若某一圃歉收，仍可由其他圃位補足，等於把天候與病蟲害的風險分攤到整個村社。此種安排，使莊園在貨幣流通有限、自然波動頻繁的背景下，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糧食與租稅供給。
共同資源與村落社會凝聚力
除了耕地，莊園還保有各類 共同資源（commons），如牧場、森林與水源。這些空間同時承擔生計與社交功能：人們在此放牧、拾柴、取水，也在此交換消息、協調勞務、講述故事，成為村社的「呼吸空間」。正因日常互動高度依賴共享場域，中世紀的工作與生活並非截然分離，而是藉由協作與慣例緊密連結（可參考 開放田地制度 的運作方式）。
回望歷史，這些公地當時被視為維生與互助的基礎，沒有人會預料到它們在近代逐步被 圈地、私有化與整併；部分地區更把原本共享的土地轉作大規模牧養或產業用途，最終與新興工廠體制相互支撐（亦見 Enclosure（Britannica） 對圈地與產業化的關聯概述）。這個轉折，為農業社群邁向工業社會埋下關鍵伏筆。
工業與現代：八小時工時的形成
自 18 世紀起，歐洲的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勞動模式。蒸汽機的廣泛應用與圈地運動的推進，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轉而進入城市工廠工作。與過去依循自然循環的勞動不同，工業社會中的工作被嚴格規範為時間、效率與產能，逐步塑造了現代人熟悉的工時制度。
英國篇
羊毛與圈地：從大航海到「羊吃人」
遠洋貿易推高羊毛與毛織品需求後，圈地擠壓了村社的自給空間，許多家戶被迫把家內時間轉為現金收入：接單紡紗、織布、整呢與簡易整理等，形成以家為單位的家庭手工業／外包制度（商人配原料、回收成品、按件計酬；見 putting-out system）。
在這種制度下，「工作時間」不再由農務與季節單獨支配，而是被訂單節奏與計件報酬拉長。白天趕田務、夜裡趕紗線成為常態，家中能動手的成員（婦女、兒童、長者）幾乎全數投入。量化研究顯示，18 世紀末英國家戶型勞動的年工時約 2,800–3,300 小時／年（每年 280–330 天 × 每日 10–12 小時），可參見 年工時研究 與 Industrious Revolution 的整理。
與後來的工廠不同，家庭手工業沒有統一鐘聲與機械節拍；但計件工資的收益邏輯，驅動家戶把日常切成更多「可利用工段」。結果就是：看似在家、實則超長工時、高強度且缺乏保障的工作常態。這也使「羊吃人」不僅是圈地的社會隱喻，更是對家內時間被吞噬的辛辣嘲諷（可對照 enclosure）。
工廠制度與「勤勉革命」
相較於家內那種無邊界的計件長工時，工廠雖然嚴苛，卻提供較穩定的現金工資、連續訂單與集中設備（動力、機台、原料）。許多人選擇走進工廠，並不是因為工廠更好，而是不進工廠更糟：所謂的「勤勉革命」讓家戶型勞動在市場壓力下自行拉長工作日，白天趕田務、夜裡趕紗線，工時沒有明確邊界（參見概念條目：Industrious revolution、Putting-out system）。
進入工廠後，雇主以場所、機器與監督把分散家務拉進同一屋簷，換取的是工人的出勤時間與對節拍的服從（Factory system）。19 世紀前期的工廠工作常見 長工時（每日 14–16 小時、每週 6 天） 的描述，後來立法才開始往下壓；例如 1833 年《工廠法》 對兒童與少年工時設下上限（9–13 歲每週 48 小時、13–18 歲每日 12 小時），也反襯了當時成人與兒少原本的高強度工時環境（Factory Acts、Child labour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量化對比（概念）
- 家庭手工業：計件、接單即開工、家中全員上陣 → 時段可被無限切割與延長，收入波動大。
- 工廠勞動：長工時但有固定日程與現金工資，原料與設備由雇主提供 → 在動盪市況下更「可預期」。
在這樣的比較下，哪怕工廠「很鳥」，對被圈地與市場擠壓的人們而言，走進工廠仍是更可控的選項：至少能換來穩定的工資與連續的工作來源，而不是在家中無止盡地熬夜趕工卻收入不穩。
工時、餐點與城市節奏
工廠把勞動「鐘點化」後，清晨點名與機器開工成為硬時段，勞動者已無法像農業社會那樣等到晚些時候再進食。為了撐過長班、且通勤距離使得午間難以返家，早餐被提前並加量，從可有可無變成開工前的必要一餐（參見 breakfast 的歷史段落）。
同時，班表也催生固定的茶歇／點心節點，例如上午的 elevenses 與傍晚較為豐盛的茶點，用以補充熱量並維持產線節奏。隨著都市照明與鐵路通勤普及，城市的一日被切分為更明確的時段：早飯在家或工廠附近迅速解決、午間僅短休、晚餐順勢後移。「先吃飽再上工」的模式，於是由工廠內部擴散為城市的日常節律。
德國篇
義務教育與社會保險
普魯士在 18 世紀中後期以國家力量推動 義務初等教育，把讀寫算、宗教與紀律編入標準課程，並以教區—官署雙軌監督；固定的時間表、點名與考核，培養出可訓練、可調度、可記錄的勞動人口，為工業化所需的基礎技能與組織習慣定下模板。
到了 19 世紀末，俾斯麥以立法建立 疾病保險（1883）、工傷保險（1884） 與 養老與傷殘保險（1889）。社會保險以雇主—勞工—國家共同分擔為原則，把工傷、疾病與老年的風險「池化」並制度化處理，使勞動成本可預測、人口再生產可維持，也把福利從慈善／行會層級上移到國家層級。
教育提供可用的人力，保險提供可承受的風險：兩者合在一起，讓德意志各邦能把資源與人才上移到更高門檻的部門，為後續的礦業、冶金與化工體系鋪好制度與人才的軌枕。
從礦業到化工的技術梯子
戰爭經濟推動金屬與礦產需求上升，德意志各邦強化採礦與冶金訓練，並建立專門院校，例如 弗賴貝格礦業學院，將地質、冶金與測量學系統化，培養能直接投入礦山與冶煉體系的技術人才。
19 世紀的化學家群體把「實驗室」變成量產創新的前哨。李比希 推動定量分析與教學實驗室制度，本生 的燃燈與光譜研究改良實驗條件，沃勒 的有機合成顛覆「生命力論」；這些方法論與設備，讓化學從學院走向工廠。
以煤焦油為原料的 合成染料 打開了商品化的第一扇門，隨後形成以染料、醫藥與肥料為主軸的 德國化工業。研究、教育與企業彼此銜接，構成一座「技術梯子」：從礦產與冶金的資源基礎，攀升到以實驗室為核心的化工創新，最終落地為大規模的產業體系。
睡眠、藥品與「現代身體」
在人類的長時段歷史裡，夜間清醒並非異常。前工業歐洲普遍存在 分段睡眠（第一覺／第二覺），而在實驗條件下延長黑夜時，現代受試者也會自然呈現 雙相睡眠。另有田野研究顯示，獵採社會夜裡總有人清醒，呈現群體守望的 「哨兵」模式。這些脈絡說明：夜間短暫清醒原本就可能是人類睡眠的一部分。
工業化之後，城市煤氣／電力照明與工廠、交通的輪班制度把社會節奏從日照轉向時鐘（參見 gas lighting）。同時，學校—工廠—軍隊推動的時間紀律，逐步把「理想睡眠」收斂成單段、連續、可預測的模板。於是，原本「自然的夜間清醒」被重新詮釋為偏離標準；當白天生產力因此受影響，「清醒」便被命名為失眠，成為亟待修正的身體問題。
19 世紀後期起，醫界引入 氯醛水合物 等鎮靜催眠藥；1903 年 Veronal 問世，開啟 巴比妥酸鹽 時代，提供快速、可量化的「睡眠解決方案」。在推廣上，德國醫師與化工企業形成協作：臨床以處方與病例建構療效話語，產業以純度、劑量與品牌完成商品化，將「可管理的睡眠」納入現代身體治理與工業節奏。
美國篇
技術輸入與紡織起飛
美國早期工業化的起點在紡織技術移植：英籍技師 Samuel Slater 於 1789 年跨海來到新英格蘭，依記憶重建水力驅動的紡紗流程，在羅德島波塔基特建立美國首座持續運轉的棉紡廠，帶動沿河的工廠村與分工體系成形。
1814 年，麻州沃爾瑟姆的 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率先把梳棉、紡紗、織造與整理整合在同一屋簷下，形成完整的「從原棉到成布」的流水線。隨後，勞動與住宿、教育與紀律被一體設計為 Waltham–Lowell system：以宿舍、規章與薪資配套吸納農村年輕女性進城從事輪班。
這批被稱為 Lowell mill girls 的工人，使紡織產能在短時間內擴張；水力與後續蒸汽動力的導入，讓「定時、定量、定速」的節拍可以連續外溢到染整理與後勤。結果是，新英格蘭出現以河谷為核心的工廠群落，紡織業成為美國工業化最先取得規模經濟的部門之一。
土地、鐵路與移民勞動
內戰前後的制度與基建，為美國工業化鋪出「土地—運輸—勞動」的快速通道。南北戰爭 期間，林肯政府通過 宅地法（1862）：凡年滿 21 歲或為戶主者，只要在公地上定居改良五年，即可獲得 160 英畝的所有權。這項政策把土地變成最具吸引力的「入場券」，大量吸引歐洲農民與工匠跨海定居，也為內陸市場創造穩定的糧棉供給與新消費需求。
同時，太平洋鐵路法（1862/1864） 以巨額土地與債券補助鐵路公司，促成 1869 年橫貫鐵路 通車，把產地與港口、農莊與工廠連成一體。鐵路沿線的城鎮化與物流網路，迅速降低運輸成本、擴大市場半徑，並以「現金工資＋連續工程」吸走大批勞動者。
勞動來源上，內戰後的農民與退伍軍人之外，還有歐洲移民與在地少數族群被大量動員：修築中段與東段以愛爾蘭等歐洲工人為主，西段 中央太平洋則廣招華工，高峰期動員逾 一萬二千人，成為最關鍵的工程勞動力（見 Chinese laborers on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在「地到得、路鋪好、人到位」的三拍對接下，內陸農業、礦業與東岸工業中心被市場化地鎖在一起，形成對城市工廠的持續移民勞動供給與對外貿易的大宗運量，推動美國在 19 世紀末迅速步入重工業與大城市時代。
泰勒制與工時鬥爭
有了前段「土地—鐵路—移民」的鋪陳，語言與技能高度異質的勞動現場幾乎是必然結果：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在同一產線上協作，傳統的「師徒制口傳」與彈性工序很難維持品質與速度。這正是 泰勒 介入的切口——把工作拆解為可量測的動作與標準時間，讓管理者以圖表、秒錶與工藝路徑，跨越語言障礙去指揮一支「拼裝而成」的工人隊伍（見 科學管理）。
在鋼鐵、機械與汽車等產業，這套方法配合計件獎懲、標準作業、專職督導，確實縮短了學習曲線並提升了產出；代價則是工人裁量權被壓縮、節拍壓力升高，以致衝突頻仍。19–20 世紀的工運因此把口號收斂為易於動員的三分法：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自由時間（見 Eight-hour day）。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層面以 ILO 1919 年 C1 公約 將工時上限納入規範；美國則以 FLSA 1938 制度化最低工資、加班費與童工限制。總結來看，移工語言不通 → 流程標準化讓工業化得以放大；而標準化引發的勞資張力，最終又以八小時工時的法制化作為回應，固定了我們今日熟悉的工作日長度。
粉領階級與都市生活
在 工業革命 之前，歐洲與北美多數女性仍緊繫於土地與家戶經濟，能脫離農事換取現金工資的機會極少；城市職缺多為家僕與零散家內手工，尚未形成可觀的辦公室與服務業市場（可對照 家庭主婦 與 家庭主婦崇拜 的社會期待）。早期工業化後，才出現有限且條件嚴格的女工崗位，例如新英格蘭的 Lowell mill girls，但多以未婚年輕女性為主，且常為短期輪替。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面動員，首次大規模把女性納入工業與行政體系（見 Women in World War I）；二戰將此推至高峰，亦以 Rosie the Riveter 成為象徵（參 Women in World War II）。戰後，隨城市辦公室、零售與服務業擴張，逐步形成以文書與客服為主的 粉領工作，女性從土地與家務轉向「九到五」的都市節奏。
技術與基建重塑了這種節奏：打字機、電話總機 與票據結算將紙本與數據處理集中到市中心；百貨公司 以標準化的展示、定價與售後服務打造消費前台；地鐵 與電車擴大通勤半徑，車站周邊形成商務與零售聚落。結果是，都市的一日被更細緻地切分：清晨通勤、午間短休、傍晚購物與社交，工作與生活在可預期的鐘點中緊密相扣。
總結：當工時變成制度，我們還能調整什麼？
回看這條長程脈絡，可以說「工作」其實是人類在不同環境下對時間、能量與秩序的連續協調。火讓夜晚可被使用、烹飪提升能量效率，帶出早期的工時節奏與性別分工；農業把人綁在土地上，產能提升卻引發人口壓力，於是制度與階層應運而生。封建與莊園把勞動寫進義務與權利，直營地、份地與公地共同維繫生計與社群，為日後的制度化工作形塑規則與想像。
近代以降則反向運動：圈地把共享土地轉為私有，家庭手工業以計件拉長家內時段；工廠把勞動從季節與家屋抽離，換成鐘點、產線與監督；德國的義務教育與社會保險提供可訓練的人力與可管理的風險，礦業—化工的技術梯子把知識轉成產能；美國則以土地、鐵路與移民擴張市場與勞動供給，再由泰勒制把語言不通與技能差異化約進標準流程。勞資張力在國際公約與國家立法中凝固為「八小時工作日」，時間終於成為多方妥協後的制度框線。
如果把這段歷史收斂成一句話：工作從來不是單一動作，而是一整套關於「誰分配時間、如何換取能量、用什麼制度維持秩序」的安排。它先被生存塑形，後被技術與制度反覆改寫。理解這些轉折，有助於我們辨認當下的工時與勞動規則是如何被發明出來的，也提醒我們：當環境、技術與人口再次變動時，所謂「理所當然的工作日」其實仍可被重新設計。
常見問題（FAQ）
Q1：早餐其實不是「一定要」嗎？
不是。早餐多半是工廠時代的班表逼出來的習慣，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如果早上不餓，就把第一餐延後；確保全天蛋白質與總熱量足夠即可。要早起通勤時，可用小份點心＋晚些正餐的組合，避免空腹硬吃。
Q2：「夜間清醒」是正常的嗎？
多數人夜裡會短暫醒來，這很常見，並不一定是失眠。盡量降低室內光照（睡前 1–2 小時調暗燈、改用暖色小燈；醒來別開亮燈），不要看手機與時鐘；做 3–5 分鐘緩慢呼吸或伸展。20–30 分鐘仍未入睡，起身到昏暗處做無螢幕的安靜活動，想睡再回床；隔天維持固定起床時間。
Q3：為什麼女人被制度「壓著」這麼久？
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前，社會主要靠土地與行會吃飯：土地繼承、行會准入、法定監護（如已婚婦女的財產限制）都把女性鎖在家戶經濟裡；能換現金的工作本來就少，更別說升遷通道。直到工業革命後，才出現足夠可複製、可培訓的藍領／白領職缺（工廠、辦公室、零售），加上戰時動員，女性才有大規模「被看見能做」的機會。
Q4：人應該幾歲退休？
好問題。最早的「退休年齡」其實不是為了多數人而設的。19 世紀德國建立國家養老金時，把退休門檻訂在 60 歲；在當時的健康與壽命條件下，能領到的人並不多，這更像一個財政與政治的折衷數字，而非生理必然。此後許多國家沿用 60／65 歲，背後依舊是制度與財政的選擇，而非「人到這歲數就一定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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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物資匱乏，人類祖先卻能悠閒過活，每週只要工作15小時？ 反觀現代社會技術發達，我們卻加班過勞、甚至害怕被未來AI取代！
是人類主宰工作，還是工作支配了生活？ 大量湧現的工作真有存在意義嗎？ 我們今天是否為了滿足社會的期待，導致人們為了忙碌而忙碌？